新萄京娱乐场手机板下载叶舒宪:认识玄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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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玉帛之路系列考察活动的策划者,笔者认为,近年来玉帛之路调研的学术新收获就是重新认识中原与西部玉文化起源的第一个时代——玄玉时代。求证文明起源期的资源依赖传统玉帛之路考察活动的直接缘起,是2012年结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预定的未来研究方向:从时间和空间上求证华夏文明起源期奠定的一种资源依赖传统。近年来,相继讨论的大小传统论和神话观念驱动论,需要用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课题作为案例,具体说明一个原理:玉石神话信仰如何驱动华夏文明,并铸就华夏的核心价值。2016年元月的第九次考察,我们在陇东镇原县看到了距今4500年以上的常山下层文化用玉,意识到了陇东地区在连接中原与西部玉文化之间的中介作用。

摘要:草原文化对华夏文明的意义,需要从文明发生期的文化传播现象入手,作出根源性的具体说明。传统的人文研究对象以文字书写的文本为主。20世纪后期,受到文化人类学知识范式的影响,拓展出非文字的文化研究,即图像叙事和物的叙事,对文化研究格局带来深刻变化。比较神话学也给文化传播和意识形态研究带来交叉融合的学术新视角,本文由此论述,发端于草原文化的玉石之路和黄金之路,对华夏文明的发生,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意义。

关键词:大传统;草原文化;玉石之路;黄金之路;半月形文化带


《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等4部新著在会上首发。供图

文化;蛇纹石;考察;玉帛;研究;玉石;文明;玉器;起源;文学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长期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是黄河摇篮说,即中原中心说。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古老说法,反映的虽是封建时代的正统文化观,也是中原中心意识形态的基础和根源。近二十年来,以考古学家苏秉琦(1909~1997年)为代表的满天星斗①说,根据史前文化的多元性和广泛分布情况,对流行已久的中原中心的文明起源观形成挑战。近年来的研究新倾向是调和一元模式和多元模式的所谓中心边缘互动模式,其关键在于探索和说明:从史前文化多元存在到夏商周国家的政治一统性是如何形成的,从多元到一体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演进过程如何。为此,笔者提出辨析中国文化大传统的观念,旨在将汉字书写的传统视为小传统,将先于汉字而存在的史前文化传统视为大传统,倡导跳出汉字文本中心主义和中原中心主义的束缚,从大传统的再发现、再认识,重新理解和解释书写文字小传统的根源与构成②。在此基础上梳理从边缘到中心的文化传播与文化建构现象。本文即从文化传播视角,集中讨论草原文化在华夏文明发生中的重要作用。

中新网上海4月7日电
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中华创世神话”首届新成果发布暨专家论坛上7日在沪举行,《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等首批4部新著在会上首发,它为中华文明的探源找到了“玉石信仰”的突破口。

5月8日,第十一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在甘肃庆阳落下帷幕。作为玉帛之路系列考察活动的策划者,笔者认为,近年来玉帛之路调研的学术新收获就是重新认识中原与西部玉文化起源的第一个时代——玄玉时代。

  一、草原文化与玉石之路

上海交大神话学研究院首席专家、上海交大资深教授叶舒宪所著的《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一书,以九千至一万年的玉文化的大传统为立论基石,通过西部七省区250个县市的调查采样,划定了总面积2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西部玉矿资源区”,凭借丰富的田野样本、“接地气”的田野经验,重新建构起玉礼器的神话学,揭示华夏文明的精神和信仰之根,提出“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的独创观点。

众所周知,史前中原的玉文化兴盛于龙山文化时代,距今4000多年;史前西北地区的玉文化兴盛于齐家文化时代,距今也是4000年前后。在龙山文化玉器和齐家文化玉器中都有一种采用深色的蛇纹石玉料者,借用《山海经》的称谓,可以叫作“玄玉”。这种深色调的蛇纹石玉,已经不是当时的玉料主流了,质量更优秀、色彩更鲜亮的透闪石玉料已经在中原和西部地区大量登场了。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一个重要新理论就是玉器时代与玉石之路假说,主要由考古学界提出并得到多学科学者们的关注和热烈讨论。玉器时代指金属时代(青铜时代)到来之前的玉器崇拜和玉石神话信仰时代,属于东亚特色的文化现象。玉石之路指远距离传播玉矿资源或玉器产品的文化交流通道。中国史前玉文化传播现象:从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发端,经过同一地区的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南下到中原文化和其他地方文化,迹象明显。北方草原地区玉矿资源的率先开发和加工情况,决定了玉文化传播由北向南的基本方向。需要强调的是,玉文化传播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传播,同时也有史前信仰观念的传播。笔者将这种玉石神话信仰视为史前期的原始国教,简称玉教。内蒙古东部和东三省地区作为华夏文化与玉文化早期繁荣地域,奠定了与玉石神话相关的崇拜和信仰的基础地位,成为玉教的重要传播基地。在红山文化衰微之后,玉教信仰和玉石神话观念并未中断,而是以或隐或显的方式,继续出现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等北方史前文化中,并和南方玉文化一起,汇聚为夏商周国家的玉礼传统。内蒙古赤峰大甸子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出土的玉玦形制源自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雕花坠源自红山文化的勾云形器,筒形器则与红山文化筒形器别无二致。2005年以来在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26号墓内东北角出土玉猪龙(高13.6厘米,宽11厘米,厚4.4厘米),也是标准的红山文化玉器被考古界判断为周代王侯珍藏传世的红山文化遗物[1]。以上新出土玉器,足以见证从北方草原文化到华夏文明核心区的玉文化之传承脉络。

据介绍,该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最终成果。这部著作与2015年出版的《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和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将共同构成“玉成中国”三部曲。

我们一直认为,浅色的透闪石玉料(可以用黄玉或青黄玉的称呼来代表)和深色的蛇纹石玉料是同时被史前先民开发和使用的不同玉种。2006年,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大墓发掘出一批深色蛇纹石玉钺,却没有发现浅色的透闪石玉器。这一发现打破了有关中原仰韶文化没有玉礼器生产的成见,意味着中原与西部玉文化起源期都在仰韶文化的中期,即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距今5500年至5200年前后。最早登场的玉礼器应以深色蛇纹石玉为主。

  兴隆洼文化在精神信仰方面的特点,除了玉石崇拜之外,主要还有女神崇拜现象,以该文化出土的几件石雕女神像为标志物(现存赤峰市博物馆)。同时或稍后的东北史前玉器中出现以生命和再生女神象征物为题材的神话性造型,有两种表现模式。一种是模拟女阴的玉璧或双联玉璧、三联玉璧等;另一种是肖生形象,即模拟生命女神的象征性化身动物:熊、鸮、蚕、蝉、龙、蛇等。这两种类型的北方草原文化玉器也都随着玉石之路向南传播到华北、华东及华中等地区。前一种模拟女阴的器形成为道家思想创始人老子关于母神想象之玄牝的原型;后一种肖生形象玉器则为黄帝有熊族和殷商玄鸟族的图腾神话提供了史前原型。

《玉石神话信仰和华夏精神》对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的路线作了详细的介绍:“先北方,后南方,最后进入中原。”

求证文明起源期的资源依赖传统

  与上述由北向南的传播路线相对,稍晚时候(约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另外一条东西向的玉文化传播之路,逐渐浮出华夏文明的地平线,那就是新疆昆仑山下的和田玉经过河西走廊和草原地区进入中原的路线。这条玉石之路是先于丝绸之路两千年而打通的欧亚大陆桥地理通道,对华夏文明发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从昆仑山到赤峰地区,二者之间划一条连线,基本上可以标示出东亚大陆的主要草原文化带所在。以考古资料情况可以明确:史前玉文化的最重要传播路线是由北向南;而进入文明期之后,最重要的玉文化传播路线是由西向东。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史前北南走向的玉石之路不只是物质文化传播路径,同时也兼具精神信仰的传播意义;而文明之后的西东向的玉石之路,主要是中原文明统治者渴求西域美玉资源的需求所驱动的,在和田玉材的物质文化传播意义之外,大体上没有精神信念的传播意义。过去被误解为小说传奇类文艺作品的《穆天子传》,其实充分体现着中原王朝国家最高统治者心目中对昆仑西王母神话之邦的神圣化想象。周穆王西征昆仑地区所走的路线,不是从中原腹地取道关中平原直接向西,而是先北上河套地区,以玉礼器祭祀(黄)河神之后,沿着黄河的走向再婉转地向西进发。据笔者推测,这样的西征路线恰好将华夏史前期北南走向的玉石之路与华夏文明期西东走向的玉石之路贯通起来,其背后的神话观念因素是河出昆仑的远古想象地理观,以及黄河为西部玉料运输中原的水路通道的现实情况[3]。

事实上,这对中原文化是华夏文化之根的传统观念形成了挑战。由于国际上用来衡量文明出现的文字在中国只有3300年的历史,一些人认为中国文明与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相比是出现最晚的。

玉帛之路考察活动的直接缘起,是2012年结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预定的未来研究方向:从时间和空间上求证华夏文明起源期奠定的一种资源依赖传统。在商周以后是铜资源加玉石资源,在商周以前却只有一种珍贵资源——玉石。

  着眼于文化大传统的视野,玉石之路的文化传播现象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具有意识形态建构的本源性和核心价值观的奠基性,因此其意义十分重要。玉石神话铸就的意识形态,包括以玉为神、以玉为天体象征、以玉为生命永生的象征等概念要素,以玉祭祀神明和祖灵的巫教仪式行为;崇玉礼玉的传说故事;由玉石引申出的人格理想(玉德说)和教育学习范式(切磋琢磨);以佩玉为尚的社会规则(君子必佩玉);围绕玉石的终极价值而形成的语言习俗;以玉(或者玉器)为名为号(从玉女、颛顼,到琼瑶、唐圭璋);以玉为偏旁的大量汉字生产,以玉石神话为核心价值的各种成语、俗语等等。以上各方面通过文化传播和互动的作用,不仅建构成中原王权国家的生活现实,而且成为中原以外诸多方国和族群的认同标的[4],从而形成整个中华文化认同的基本要素,先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数千年,就已经发挥或隐或显的文化认同作用[5]。

相关的文献证据来自国人自古以来就弄不明白其虚实的奇书《山海经》,书中记录,我国山河有200处是出产玉石的,其中《西山经》记述天下最好的玉石叫玄玉。这种被称为玄玉的珍贵资源,据传与黄帝选种后播种玉石的神奇行为相关。两千多年以来,基本上没有人把这种有关黄帝播种玄玉的叙事当真。其根本原因是缺乏求证的可能:由于这部书被当成想象的作品,划归到文学虚构一类,所以从来就没有多少人对《山海经》的内容做地理学和地质学的求证。

国人所熟知的最好的玉石资源产地是新疆和田,从先秦时代起就有一个“西玉东输”的持续运动,到今天也还在延续着。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资源依赖现象,对于中国文明巨大版图的构成起到了关键作用。2015年进行的第四次和第五次玉帛之路考察,我们聚焦新发现的甘肃马衔山玉矿与马鬃山玉矿,针对“玉出昆岗”的历史观点,提出了“玉出二马岗”的新观点,这是对“西玉东输”现象研究的一次根本性突破。

玉料产地的多元化,可以总结为一个理论新命题——中国西部玉矿资源区面积达到200万平方公里之广阔。这样的新认识必然给《山海经》记录的真实性问题带来重新思考的转机,也给运输玉料的路线多元化的认识带来契机。这就意味着玉帛之路考察活动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需要尽可能广泛和深入地了解“西玉东输”的各种可能的路径。

聚焦华夏玉文化研究的理论准备

自2010年以来,由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我们开始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创建理论体系的中期目标。幸运的是,文学人类学一派早在20多年以前,就提出了研究方法论创新的明确目标,即倡导以文化人类学知识与调研方法为补充的研究新范式,当时被称为“三重证据法”。其初衷是将文字记录的文史哲知识与人类学在民间调研的地方性知识相结合,研究成果以1991年起由湖北人民出版社连续推出的丛书“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为标志。

2005年,笔者在十年的“三重证据法”研究实践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具有新知识整合性质的“四重证据法”。第四重证据指的是非文字、非语言的文化符号:考古发现的文物和图像。在2010年出版的《文学人类学教程》一书中,笔者用近十万字的篇幅说明“四重证据法”的学术史根源和具体操作原理。随后,便有了文学人类学一派全面实施跨学科研究的攻坚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该项目聚焦比汉字还要早数千年出现的华夏文明独特的符号系统——玉礼器及其所代表的玉文化。

玉器符号所讲述的中国历史,远远超出史书叙述的范畴。史前玉文化所覆盖的地域包括整个东亚,也大大超出甲骨文金文等汉字早期应用的地域范围。玉文化的研习,给“四重证据法”在文明探源研究中找到了非同一般的用武之地。玉文化的大时空、大视野,让文学人类学一派的眼界得以超越文字知识的限制和遮蔽,看到中国文化学大传统的清晰存在。

2013年,笔者推出《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书中所倡导的“四重证据法”新思路是:如何从大传统、新知识出发,全面、重新认识文字小传统的由来和原因。这就显示出,文学人类学一派从研究方法论的创新到文化理论的创新,所走过的30年道路在其学理上的延续性。近年来,相继讨论的大小传统论和神话观念驱动论,需要用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课题作为案例,具体说明一个原理:玉石神话信仰如何驱动华夏文明,并铸就华夏的核心价值。玉帛之路,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体认玄玉时代的空间分布情况

2014年至2015年,我们共举行了八次玉帛之路考察。我们先要认清的对象是西北史前文化即齐家文化,因为这是距今4000年前后最发达的地域性玉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接近夏商周的玉礼制度传统,但齐家文化玉礼制度的源头并不明确。2016年元月的第九次考察,我们在陇东镇原县看到了距今4500年以上的常山下层文化用玉,意识到了陇东地区在连接中原与西部玉文化之间的中介作用。

常山下层文化的用玉特点是以墨绿色蛇纹石玉料为主,原因何在?其玉料源头又何在?2016年7月举行的第十次考察基本回答了上述问题。我们将灵宝西坡仰韶文化用玉的情况和常山下层文化的用玉情况联系起来看,对渭河在开启“西玉东输”方面的发轫和引领作用,得出了重要的新认识,那就是仰韶文化期的蛇纹石玉资源是从甘肃武山沿着渭河向东传播的。这就突破了对玉石之路四千多年的旧认识,将其拓展到五千年以上的时间范围。

在此基础上,我们设计了第十一次考察,就是要打通地域界限。这次行程3500公里,涉足26个县市,我们在各地博物馆和文物库房中看到了5000年前的文物。经过观摩和辨识,可以说初步摸清了有关玄玉时代的空间分布情况:在渭河及其主要支流——泾河、马莲河、环江、蒲河、茹河、葫芦河等处,还有甘陕交界处子午岭东侧的延河、洛河、无定河、秃尾河等处。

玄玉时代早在五千年前就揭开了中原与西部玉文化发生的序幕,并给后世留下了深远影响。古文献中有关夏禹玄圭、周武王玄钺、周穆王玄璧的种种叙事,都一一得到了实物证明。而《礼记》中,有关夏人尚黑礼俗的记述,看来也绝非空穴来风。

这次考察活动获得圆满成功,亮点频出。如在高陵杨官寨遗址考古工地,考察团集体目睹了刚刚从5300年的沉睡中“惊醒”的仰韶文化蛇纹石玉器;在宁县博物馆,一件“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史前石斧,经过辨识和电光照射检验,被建议正名为仰韶文化蛇纹石玉钺;在陕北吴起县树洼遗址,体认了龙山文化高等级社会的“标配”:山顶的祭天礼仪建筑和用玉制度。

再如,在甘肃环县青冈峡,考察计划内的收获是实地体认中国本土的战略要道,及其古今一致的延续性(这条路上目前正在修建银川至西安的高铁路线——银西高铁)。计划外的收获是在环县秦长城遗址短暂采样时,找到了这里自仰韶文化早中期到清代的文化延续性线索,持续约6500年以上从未中断,堪称举世罕见。可见,陇东和陕北地区的史前文化互动,对华夏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催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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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叶舒宪 工作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