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将中华优秀文化视为命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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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魁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专家委员会主任)

《钟敬文全集》 钟敬文 着 高等教育出版社

编者按

《钟敬文全集》的出版,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大事。也可以说,是中国民间文化研究领域一个世纪总括式的重要巡礼。今天的中国已进入世界环境中的民族复兴和文化崛起的时代,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都在繁荣发展。但是,没有哪一个时代,也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像今天的中国所做的这样,特别关注并积极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哪一个时代,也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像今天的中国所做的这样,特别关注并积极致力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当代生活中的复兴与传承。在《钟敬文全集》中有这样一个思想: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靠的是它的命根子,这命根子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这就是每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其中深厚最为基础、传承最为广泛的是民间文化。每个中国人都需要为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不懈奋斗。

《钟敬文全集》的出版,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大事。也可以说,是中国民间文化研究领域一个世纪总括式的重要巡礼。今天的中国已进入世界环境中的民族复兴和文化崛起的时代,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都在繁荣发展。但是,没有哪一个时代,也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像今天的中国所做的这样,特别关注并积极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哪一个时代,也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像今天的中国所做的这样,特别关注并积极致力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当代生活中的复兴与传承。在《钟敬文全集》中有这样一个思想: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靠的是它的命根子,这命根子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这就是每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其中深厚最为基础、传承最为广泛的是民间文化。每个中国人都需要为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不懈奋斗。

钟敬文先生是20世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代表人物,是20世纪中外学术文化巨匠中的“中国民俗学之父”。1月初,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钟敬文全集》,展现了钟先生以百年人生,对中国文化建设的重大贡献。借此机会,我们约请四位专家学者撰写文章,重温钟敬文先生的精神和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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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回答女儿的提问时说,自己最喜爱的箴言是:“目标始终如一。”钟先生生前就多次说过,他最钦佩马克思的高贵品格——为人类而工作。他愿意把马克思的话当作座右铭,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我以为,这就是善,这就是大善。钟先生一生治学,无论是在顺境中,还是不怎么顺利的环境里,都义无反顾,想尽一切办法,奔向自己崇高的目标。我以为,这就是智,这就是大智。一位宋代名人曾经这样说过:“然则不吝其力之所及,德施于人而身忘其忧,足以称善人矣夫。”钟先生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为了完成自己所愿意承担的中国优秀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矢志不渝、百折不回,钟先生立德、立言、立公的一生,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影响、感召、激励着我们许许多多的人。让我们共同来回顾和滋养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根和文化之魂,我想,首先应该从这个角度,充分评价《钟敬文全集》的出版价值。

钟敬文先生是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奠基人,学界称他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百岁学术泰斗”。在我的心中,他永远是一位对事业始终如一、不知疲倦的劳动者。钟敬文是“五四”时代着名的散文家、诗人,本可以在这些领域里大放异彩,他却几十年如一日,耐得住寂寞,毫不懈怠、毫不动摇、心无旁骛地进行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特别是到了晚年,他感到时间紧迫,可以说拼着老命搞学科建设。1995年,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作为重点学科进入高校211工程建设,为了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他不顾年迈体衰,顶着中午火热的太阳,让我陪他到北师大主楼找校长。1997年,领导提出要调整民间文学的学科分类,或归入古代文学,或归入现代文学,事关学科存亡,他又是撰写文章,又是开会发言,据理力争,毫不退让。1998年,他利用暑假疗养的机会,修改《民俗学概论》,每天工作几小时,几乎整个假期都没休息,最后终于晕倒。大家说,先生这哪里是在疗养,简直是在拼命。先生视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为自己的生命,这种执着和忠诚,源于他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自信。先生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是创立中国民俗学派,他提出:“要将中国优秀文化视为我们的命根子”,民俗文化是凝聚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点。先生坚持“五四”以来一个深刻的理念,即要重视民间文化。他的根本立场,就是要提升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钟敬文先生(1903.3.20—2002.1.10)

这部宝贵的《钟敬文全集》是一座丰碑,它典型而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中国学派的面貌和成就,也反映了它所涉及的传统国学、文艺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教育学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多方面重要着作的精彩篇章。这是钟先生积淀百年人生形成的重大学术成果,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和现代发展都有启迪,它激励着后人进一步开展严肃的工作和伟大的开拓。

先生提出,中国民俗学派“指的是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从研究对象看,中国民俗学具有独特的性格。它不是单一民族的民俗学,而是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中国有56个民族,存在着民族文化多样性;中国地域广阔,存在着地方文化多样性。在统一的中国境内,多民族多地区文化长期共处与交流,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国情,中国的民俗文化有自己的独特资源和历史形态,这是祖先的馈赠和人民的功劳。西方学者称中国是民俗学的乐园,先生说,我们把中国民俗学建设好,就是对世界文化宝库的一种丰富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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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全集》也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教育学的鸿篇巨制。钟先生等前辈学术大师都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现代建设和未来发展有崇高的历史担当,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在《钟敬文全集》中,收录了钟先生晚年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这样写道:“近来有些同志见我年事已高,又碌碌不肯自休,南征北战,有的劝我尽量辞去那些职务,静下来整理整理过去的各种文档,包括论文、散文及诗歌等;有的劝我专心写作那些准备已久而终未着笔的科学着作,这里指的是《女娲考》,从这个神话考察我国原始社会史,或者写回忆录之类。我由衷地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整理过去的文稿,不管怎么说,总是一件回顾的工作。眼前正充满亟待动手的工作,我不能放开它,去回顾过去。放弃今天,就将失去明天,那将是多大的损失啊。而且,自己过去的东西如果真的有点用处,那将有后来的人或同时代的年轻人去整理、评定,不需要自己积极于此。至于写作那准备了多年的专着,是我所关心的。但是,我眼前的任务,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写出有价值的专着,自己的东西是否写成,并不是很重要。记得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讲话里希望大家去做培花的泥土,这样才可以使地上出现好花。这是伟大的想法。去年我在一篇序言的末尾说了下面一些话:我们在学术上希望看到的是春色满园,而不是一枝出墙的红杏。”这段话,在今天来说,对后世历史来说,仍然价值重大、意义深远。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理念,同样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一部分,需要传承下去。

从学科建设来看,先生认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要增强学科的自觉意识。中国人认识和谈论民俗的历史很长,从“五四”开始,借鉴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逐步建成民俗学的学科。在中国民俗学的早期阶段,是受到外国影响的,他称为“描红格子”的阶段。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我们不再“描红格子”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再三强调,中国民俗学研究要有强烈的主体意识,要以民族文化为基础进行建设。中外民俗学要相互尊重和相互学习,但两者之间不是主仆关系。中国民俗学学者要有国际视野,但不能成为外国民俗学的附庸。

《钟敬文全集》钟敬文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刘魁立,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专家委员会主任)

先生举起中国民俗学派这面大旗,并且毕生践行。他提出,中国民俗学派要从事中国民俗事象的搜集、整理和阐发,更重要的是要在民俗学理论上有所建树,要从中国民俗事象中概括和提升出具有中国特色、能与国际民俗学展开对话的理论,《钟敬文全集》正是他全面奠定中国民俗学派基础理论的里程碑。其中,他提出的“文化三层说”,是重大理论贡献之一。俄罗斯着名文艺学家巴赫金提出,一个时代的文化是有区分的整体,要重视底层民间文化对作家创作强大而深刻的影响。钟先生从中国文化实际出发,早就提出“文化三层说”,认为中国文化可以分为三大干流,即一是正统的上层文化,二是中层的市民文化,三是下层的民间文化。三层文化荟萃,构成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他特别强调民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部分,对于整体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转型时期文化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他还认为,“五四”运动也不是一概反对传统,它打击的是上层封建文化,对下层和中层文化却大力弘扬(如提倡白话文、征集歌谣、提高通俗小说的地位、发动民俗调查等),因为后者所体现的反封建精神正是对“五四”运动的极大支撑。先生的中国民俗学派理论还有其他重要学说,对整个文化研究都有不可估量的理论价值,在国际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马克思在回答女儿的提问时说,自己最喜爱的箴言是:“目标始终如一。”钟先生生前就多次说过,他最钦佩马克思的高贵品格——为人类而工作。他愿意把马克思的话当作座右铭,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我以为,这就是善,这就是大善。钟先生一生治学,无论是在顺境中,还是不怎么顺利的环境里,都义无反顾,想尽一切办法,奔向自己崇高的目标。我以为,这就是智,这就是大智。一位宋代名人曾经这样说过:“然则不吝其力之所及,德施于人而身忘其忧,足以称善人矣夫。”钟先生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为了完成自己所愿意承担的中国优秀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矢志不渝、百折不回,钟先生立德、立言、立公的一生,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影响、感召、激励着我们许许多多的人。让我们共同来回顾和滋养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根和文化之魂,我想,首先应该从这个角度,充分评价《钟敬文全集》的出版价值。

1998年,先生参加《巴赫金全集》中文版首发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巴赫金的学术贡献,但他没有照搬巴赫金的理论,而是结合中国民间文化的实际,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一个在西方已经引起很大反响的理论,经先生的阐发,不仅具有民族品格,在理论上也引向深入,还可能产生更为普遍的学术意义。

这部宝贵的《钟敬文全集》是一座丰碑,它典型而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中国学派的面貌和成就,也反映了它所涉及的传统国学、文艺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教育学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多方面重要著作的精彩篇章。这是钟先生积淀百年人生形成的重大学术成果,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和现代发展都有启迪,它激励着后人进一步开展严肃的工作和伟大的开拓。

钟敬文先生自觉地扛起民族自信和学术自觉这面大旗,他的理论取向和治学道路,对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钟敬文全集》也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教育学的鸿篇巨制。钟先生等前辈学术大师都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现代建设和未来发展有崇高的历史担当,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在《钟敬文全集》中,收录了钟先生晚年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这样写道:“近来有些同志见我年事已高,又碌碌不肯自休,南征北战,有的劝我尽量辞去那些职务,静下来整理整理过去的各种文档,包括论文、散文及诗歌等;有的劝我专心写作那些准备已久而终未着笔的科学著作,这里指的是《女娲考》,从这个神话考察我国原始社会史,或者写回忆录之类。我由衷地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整理过去的文稿,不管怎么说,总是一件回顾的工作。眼前正充满亟待动手的工作,我不能放开它,去回顾过去。放弃今天,就将失去明天,那将是多大的损失啊。而且,自己过去的东西如果真的有点用处,那将有后来的人或同时代的年轻人去整理、评定,不需要自己积极于此。至于写作那准备了多年的专著,是我所关心的。但是,我眼前的任务,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写出有价值的专著,自己的东西是否写成,并不是很重要。记得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讲话里希望大家去做培花的泥土,这样才可以使地上出现好花。这是伟大的想法。去年我在一篇序言的末尾说了下面一些话:我们在学术上希望看到的是春色满园,而不是一枝出墙的红杏。”这段话,在今天来说,对后世历史来说,仍然价值重大、意义深远。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理念,同样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一部分,需要传承下去。

(作者:程正民,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原主任、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