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巴基斯坦,中国在非洲还有一个超级铁的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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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1922年4月13日-1999年10月14日)坦桑尼亚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文学家、翻译家、国务活动家,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坦桑尼亚革命党的缔造者,也是坦桑尼亚建国后的第一任总统,执政超过25年。1961年5月1日—1962年1月22日任坦噶尼喀自治政府首席部长;1961年5月1日
—1962年1月22日任坦噶尼喀总理;1962年12月9日—1964年4月26日任坦噶尼喀总统;1964年4月26日—1985年11月5日任坦桑尼亚总统。1999年10月14日,尼雷尔在英国伦敦逝世,享年77岁。尼雷尔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领袖和非洲社会主义尝试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坦桑国内享有崇高威望,被尊称为“国父”和“导师”,退休后仍在坦桑政坛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大陆也具有重要影响。尼雷尔长期致力于促进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

如今40岁上下的人,很少有不知道坦赞铁路的,中国政府为修建这条铁路付出了沉重代价。于是人们对这条铁路的援建是否值得提出了疑问。当时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到底是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软驴拉硬屎?”抑或英明一世的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此决策上出现了失误?
毛泽东在写给一位非洲领导人的信中说:我们支持了你们;你们也支持了我们。——这大概是一把破解这段历史之谜的钥匙吧。
商业部长向大使表露总统的心迹
1964年12月29日,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正式约见我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告诉他,尼雷尔总统希望尽快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何英大使迅速将这一重要信息报告国内领导人。1965年1月8日,何英按国内指示约见尼雷尔总统,表示我国领导人热烈欢迎他访华。俟后,何英大使回国进行接待准备。正当他试图从以往的接触中揣摩尼雷尔总统访华的意图时,坦桑尼亚政府的商业合作部部长巴布率贸易代表团先期抵达北京。巴布对中国比较友好,何英与他也熟。2月10日两人会见,在例行的礼节之后,何英向巴布询问道:
“据你所知,尼雷尔总统访华究竟要谈什么问题呢?”
巴布低头看了一下手,又看了一下翻译,目光直射何英:“总统非常希望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可能会提出要求中国帮助修建。”巴布的目光并没有离开何英,他似乎在目测中国政府对此态度。
“尼雷尔总统为什么会想到要中国帮助修建这条铁路呢?”何英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应尽可能弄清原委。
巴布部长收回目光,简要说明尼雷尔总统做此决定的情况:去年,坦赞政府曾一起向世界银行提出援建坦赞铁路的要求,但被婉拒,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访问苏联时,又要求苏联政府帮助修建这条铁路,不料苏联政府不加考虑就拒绝了。尼雷尔对此很失望。在遭到各方拒绝后,尼雷尔发誓道:我就是牺牲自己也要修成这条铁路!
“这条铁路的修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巨大意义。”巴布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突然放低声音:“在遭到世界银行和苏联政府的拒绝后,我想尼雷尔总统绝不会再去品尝当面遭人拒绝的滋味,他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建的方式肯定是婉转的……”
何英赞同地点点头:“中国政府至少会体谅总统的难处。”
“这正是我要向您建议的!”巴布像是激动又像是紧张,声调近乎恳求,“如果尼雷尔总统提出援建铁路,希望中国领导人不要立即做出否定的答复,可一般性地表示有兴趣,研究一下。总统的心再也经不起羞辱了!谢谢,谢谢!”
周恩来拟给非洲朋友一张“中国牌” 何英大使的报告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
号称“非洲活档案”的何英,对坦赞铁路的修建情况提供了相当完备的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非铁路、海港公司曾经进行过踏勘并提出考察报告,认为修建一条连接东、中、南非的铁路是可行的;英国亚历山大·吉布合股公司也认为可以修建这条铁路,但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发展沿线地区”,否则不应修建。世界银行和一些西方国家则认为“没有必要修建这条铁路”,显然是带政治性而不是经济性的。
周恩来心中大体有数后,再次询问何英:“你认为我们应不应该帮助修建?”
何英谈了自己的看法,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60年代席卷整个非洲大陆。这些国家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榨,政治上虽然取得了独立,但经济极为困难,很需要支持和帮助,非洲正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广阔天地;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独立较早,对华态度一直友好。尼雷尔总统计划开发南部的决心较大,想借此发展民族经济,扩大政治影响。
“赞比亚的情况怎样?”周恩来撑住腮,浓眉弹动了一下。
何英说道:“赞比亚是个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原有的三条铁路是供出海用的,一条通过扎伊尔到安哥拉的洛比托港;一条通过津巴布韦到南非的开普敦和伊丽莎白港;还有一条通过津巴布韦到莫桑比克的贝拉和马普托。独立后,这三条铁路相继被封锁或半封锁,只剩下一条通往坦桑尼亚首都的土路,且雨季不能通行,致使运输发生了严重困难,急需修建一条新铁路。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也有意修建,只是苦于经济无援。”何英认为:修建这条铁路已成为坦赞两国的迫切愿望,从战略高度考虑,有必要援建。
周恩来缓缓地点着头,表示对自己部属的赞同。他在笔记上做了几个记号。
很快,对外经委主任方毅被召到总理办公室。他主管援外工作。
隔着宽大的办公桌,周恩来直截了当地问道:“方毅同志,你在越南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担任总顾问时,曾帮助他们突击抢修、恢复铁路交通,你对铁路建设还是有经验的。坦赞铁路大约1860多公里,你认为我们有没有可能帮助他们修建这条铁路?”
方毅神色平静,望了一阵天花板,估摸着说:“这条铁路就按国内的建设费用来说,少说也得十几个亿人民币,如果铁路设备全部由我们提供,那十几个亿也打不住。像我们这样一个刚刚摆脱困境的国家,一下子拿出这么大数字去援外,恐怕国力吃不住。”
“那你的意见呢?”周恩来问道。
“用这样大的数字去援建一条铁路,不如用这笔钱去援建一些中小型项目,可以帮助许多非洲国家建设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厂矿、场馆、商店……”
“你说的也有道理。”周恩来点了一下头。“一下子拿出几个亿、十几个亿来搞援外,确实超出了我们的国力。如果不是一下子,而是分为几年,一点一点拿出来,比如七年、八年、十年,你觉得怎么样?我想那时我们的国力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况且坦赞铁路不会马上动工,这个问题还比较复杂。”
见方毅依然紧蹙眉头,周恩来深入地谈着自己的看法:“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这两个姐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包围着,他们共同认识到没有周围国家的独立解放,就不会有他们自己真正的独立解放。总之,坦赞铁路一定要修,至于由谁来修,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其他国家。”
“我们出面修的话,可能对世界震动很大。”方毅回味着周总理的话,心中很有触动。
“我同意你这种说法。如果中国同意修建,肯定会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恐慌,他们有可能被迫接受承建任务,也许是一个国家,也许是几个国家共同承担。这样尼雷尔总统和卡翁达总统手中就掌握了一张王牌,他们就可以在西方国家提出附加条件或漫天要价时,打出中国这张牌。”周恩来特别强调:“这不是开玩笑,也不是玩一把政治游戏,关键问题是中国必须真心实意地同意帮助修建,不能说说而已。”
周恩来面色严峻,重重地叹了口气:“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知道我国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而需要帮助的人却要解囊相助别人,这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朋友两肋插刀’嘛!人世间穷人帮穷人是出于真心实意,不会有什么企图,被帮助者会受惠不忘;富人帮穷人,即使没有企图,也会使人感到是恩赐或施舍,被帮助者不会受之坦然。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何不是如此!你方才说,与其援助一个庞大的项目,不如援助若干中小项目,那样所造成的影响会更大。其实不然,坦赞铁路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可比拟的。当然,我们不会利用坦赞铁路来沽名钓誉、树碑立传或是追名逐利。不,我们援助了他们也就是援助了我们自己。”
方毅向周恩来表示:“总理,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也要帮助修建坦赞铁路。”
“这仅仅是你我的看法,还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呈报主席、少奇同志审批。我们只是当个参谋。”
尼雷尔向中国求援时曾紧张得心怦怦直跳 1965年2月17日,尼雷尔总统抵京。
在欢迎的人群中,他发现三张为世界瞩目的面孔: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长陈毅,以及他们三位的夫人。这位43岁好激动的非洲政治家走上前去,握住他们的手,使劲地摇晃,他事先曾准备了许多话,现在只说出了几句问候语。不用翻译,他已从三位领导人脸上的笑容,知道自己受到了厚待。下榻宾馆后,他从外交部提供的资料证实,还没有一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受到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的同时迎接。
第二天下午,尼雷尔总统在他下榻的钓鱼台18号楼会议厅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第一次会谈。除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外,李先念、方毅、张爱萍、乔冠华、何英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精通英语的冀朝铸担任首席翻译。
在尼雷尔谈完非洲形势和坦桑尼亚的国内安全问题后,不喜欢xFD驵碌牧跎倨嬷苯铀档溃骸扒胱芡掣笙绿岢鲂枰xAA解决的问题,我们将予以考虑。如果我们有困难,我们也会直率地说明。”
尼雷尔把自己想说的话自然地表述出来:“那好,我谈谈国内的经济发展问题。关于发展我国南部问题,我要说得详细些。我国南部是最富有的,也是最不发达的地区。1960年我去美国时,要求世界银行贷款,在南方修建铁路。世界银行说,南部没有什么可开发的,修了铁路没有用处,不给贷款。1961年我访问西德,要求西德克虏伯财团提供援助开发铁矿,他们说南部无交通,开了矿也没有用,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赞比亚没有出海口,卡翁达希望从达累斯萨拉姆出口。最近赞比亚从英国买了一批武器,到达莫桑比克的贝拉港后,被扣留了6个月,枪枝都生锈了。所以我对卡翁达说,以后运武器应该通过达累斯萨拉姆。应赞比亚的要求,世界银行派出了一个考察团。考察团在考察后写了个报告,名义上是经过勘察后写的,其实是在华盛顿就写好的。报告里说,他们不喜欢这条铁路,原因是修这条铁路不经济。但对我国和赞比亚来说,这是打破恶性循环的唯一办法!”
尼雷尔说得很多,在结束这段长话时,道出了自己的全部苦衷:“我们要求西方国家援建这条铁路,他们不干;世界银行也不干。苏联帮助阿联修建水坝不可能再承担这项工程。修建这条铁路所需投资很大,而投资的主要部分在坦桑尼亚境内。我坦率地向你们提出,使你们了解这一点,请你们考虑怎么办。”
刘少奇答复异常平静:“可以考虑。但需要较长时间,第一步是进行勘察。”
尼雷尔听呆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周恩来察觉到尼雷尔的疑惑,也觉得刘少奇的话过于简单,便补充道:“刘主席已经说过,总统阁下提出的问题可以考虑。马里总统向刘主席提过,要求帮助修一条公路,从马里至阿尔及利亚。他比你们要修的铁路长得多,战略上也重要,我们答应了。东非的铁路,西非的公路,都是有战略意义的,对非洲人民的解放事业是很重要的。我们了解它的重要意义。问题是修成这条铁路需要较长的时间。”
尼雷尔双手举到半空,又落到胸口,紧紧按住,神色激动:“这是多么好的消息!当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在证实你们的回答之前,我连呼吸都不敢了!”
坦方人员首先笑了。翻译翻译完,中方领导人也笑了起来。
刘少奇说了中国领导人商议好的原则:“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并肩战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投资大,时间长,分成几年,每年需要的投资就不多了。”
周恩来补充了一些细节:“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的,我们还要教你们技术,教会你们如何管理铁路。”
尼雷尔总统没想到谈判进展得如此顺利,重复了他说过的话:“我再次向阁下声明,我们不希望增加你们太多的困难,我们知道,你们不仅是援助一个国家,而是要援助许多亚非国家,只要你们说有困难,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完全可以接受的。”
刘少奇也证实自己的话真实可靠:“我也再次说明,如果这条铁路对你们,对赞比亚是重要的,我们将为你们修建!”同时他也说到另一个问题:“坦赞铁路与赞比亚有关,你们可以同赞比亚商量,我们也可以同赞比亚商量。不管赞比亚持什么态度,我们将尽快派勘察组在坦桑尼亚境内勘察、选线,然后再进行设计。”
会谈从下午3时半直到6时半,足足用了3个小时。 毛泽东接见尼雷尔开玩笑
19日下午,尼雷尔总统被告知,毛泽东要会见他们一行。虽说毛泽东退居二线,外事活动少了,但内心深处仍有外交激情,非洲兄弟他是执意要见的。他对非洲情有独钟。尼雷尔总统来访前,他接到周恩来的报告。报告的前面加了一页纸,周恩来亲笔写道:“呈主席、少奇同志审阅。为援助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和支持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如果尼雷尔总统访华时提出援建坦赞铁路问题,我意应同意,当否,请批示。”毛泽东同意,并对周恩来说:“恩来,援助是相互的,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不能以大国自居。当年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时,你我的感受不会忘记吧?我们要为受援国设身处地想一想啊。”毛泽东念恩,也记“仇”,一辈子不忘。——当坦赞铁路开始实施后,中国也重新回到联合国,这时毛泽东说了一句感人肺腑的名言:“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据说参加投票的坦桑尼亚代表竟身穿中山装……
毛泽东起身迎接尼雷尔总统。有两样东西伴随了毛泽东一生:烟和幽默。他的幽默有时比烟还辛辣。但多数只会使气氛轻松。他说道:“中国人民欢迎你们。我们见到你们很高兴,我们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的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的主意,我们不是谁要剥削谁,我们是互相帮助的。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要提防。”毛泽东喜欢用思辨的语言使来访者常常吃惊。
毛泽东问起去年初在坦桑尼亚发生的兵变。
在尼雷尔回答之前,周恩来插了一句话:“在他们发生兵变时,我正在非洲访问。”
毛泽东那根幽默的神经似被触了一下,顿时发出个笑话。他指着周恩来对尼雷尔总统说:“那次兵变是不是他搞的?”
中国人都笑了起来,尼雷尔听完翻译,一愣,也跟着笑了起来,解释道:“那次兵变是帝国主义故意搞的,有两个目的,一是想重新控制我们,二是使周恩来总理不能对我国进行访问。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时发表声明说,非洲的革命形势大好,帝国主义恨得要命,怕得要死,所以才策划了那次兵变。帝国主义知道发生兵变后必须请他们来帮助平息,他们的军队就可以赖在我们那里不走了。可是兵变平息后,我们马上就把他们的军队送走了。”
他们就这样闲聊了一个小时。 刘少奇替人着想
为尼雷尔总统送行时,刘少奇出于关心,对尼雷尔说了一段话:“你这样‘明目张胆’地与我们来往、接近,处境是非常危险的,帝国主义要千方百计地搞掉你。你可以讲讲我们的坏话,批评批评我们,这样就可以缓和你的处境。只要我们真心交往、真心友好,即使你们骂我们,我们也不在乎。”这些话倒使尼雷尔感激不尽,可在不久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段话成了“怎么批都不过分”、“彻头彻尾的卖国投降主义”。刘少奇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次会见成了尼雷尔与刘少奇的诀别。
那次送走尼雷尔总统以后,方毅立即向对外经委的司局长们做了传达,并于1965年3月31日向有关部委发出文件。文件中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于2月访华期间,要求我援建坦桑尼亚至赞比亚铁路工程,并包括对该铁路沿线煤矿的勘察。刘主席和周总理已同意先派专家组去勘探。特此转告,请即着手准备。”
当时有一个初步设想,坦赞铁路全长约1600多公里,其中赞境内为930多公里,赞方计划请日本承建,坦境内的690多公里,由中国承担。仅坦境内的投资,初步估摸,少说也得人民币7亿多元,也就是说,修100公里铁路,约需要一亿元人民币。因路途遥远,还要经过海拔1300多米以上的山脊线,所需设备材料的运输量约83万吨,可谓工程艰巨,投资空前。周恩来仔细算过一笔账,这条路的建设期限大约得10年。大致的进度:勘测设计两年半到3年,施工7年,平均每年铺轨100公里,就是说每年投资一亿元人民币左右。他指示方毅等人:“现在坦赞铁路可能由中、日两国分别承建,那样的话,我们要把坦桑尼亚境内的工程搞好,使坦桑尼亚的经济建设比它周围的国家搞得更好些,这样一来,此事将在非洲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

除了巴基斯坦,中国在非洲还有一个超级铁的哥们

1922年4月13日生于坦噶尼喀大陆马拉省首府穆索马布蒂亚马村扎纳吉部族的酋长家庭。家境贫穷,幼年在家放牧。1934年进穆索马的教会学校学习,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几年后进入塔波拉唯一的中学,1942年皈依天主教。1943——1945年在乌干达东非大学马凯雷雷学院就读,读书期间,参加了“天主教忠诚会”,并组建坦噶尼喀学生联合会——噶尼喀非洲人协会的支部。1945年回国后在天主教会办的圣玛利亚学院教书三年,组织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塔波拉支部,任书记。1946年在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英国殖民地部策划建立的由肯尼亚白人移民占统治地位的东非联邦。1949——1952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研修经济学和历史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留学期间,尼雷尔经常与非洲各国的民族主义者讨论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立志要消灭非洲大陆的殖民制度。与英国工党成员交往,受到他们宣扬的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影响。

说到巴基斯坦,善良的中国人民都会心头一热,这是中国的巴铁哥们,和中国是全天候的战略盟友。按中国的话说,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好兄弟。

坦桑独立

巴基斯坦的存在,对中国西线战略安全极为重要,只要有巴基斯坦在,印度就别在想在西线给中国搞事。同理,有中国给巴铁撑腰,印度再把牛皮吹上了天,也不敢对巴基斯坦动手。

1952年,尼雷尔回国,在达累斯萨拉姆附近的圣弗朗西斯学院执教。1953年4月被选为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主席。1954年7月7日把已不适应反殖斗争需要的协会改组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当选为主席。主张采用非暴力的斗争方式,通过内部自治、分阶段实现民族独立。希冀建立一个非洲人、亚洲人和白人互相信任、合作的多民族并存的国家。1955年2月代表坦盟去联合国就独立问题向托管理事会陈述意见。回国后辞去教师职务,周游内地宣传坦盟通过非暴力方式分阶段独立的主张。1956年再次赴联合国作独立请愿讲演,揭露殖民主义残酷掠夺、血腥镇压非洲人民,提出独立要求。

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强势崛起,引起了西方大国和满脑袋都是西方大国思维的印度恐慌。这些国家四处给中国添乱,导致中国在世界上真正能靠得住的朋友并不是很多,但也不是没有铁哥们。大家是否知道呢,中国的铁哥们,除了一个巴铁,还有一个坦铁。

1957年8月作为坦盟代表被英国殖民当局任命为立法议会议员。但四个月后即辞职,以抗议英国迟迟不让坦噶尼喀独立。1958年在东方省重新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1960年1月获美国杜克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同年9月坦盟在立法议会选举中获胜,仅差一席就囊括了立法议会的全部席位,尼雷尔受命组成责任政府,1960年9月2日——1961年5月1日任首席部长。利用合法权能加紧争取独立的斗争,并赢得亚洲人和欧洲人的谅解与合作,迫使英国允许坦噶尼喀提前独立。1961年5月1日坦噶尼喀实行“内部自治”后,任自治政府总理;同年12月9日坦噶尼喀宣告独立,继续任总理。1962年1月22日辞去总理职务,全力从事坦盟的领导工作,争取国家的完全独立;同年12月9日宣布成立坦噶尼喀共和国,废除英国总督,在97%选民的拥戴下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宣布断绝与英国王室的一切联系,英国女王不再是坦噶尼喀的国家元首。

坦铁,就是非洲东海岸的国家——坦桑尼亚。中国的军队全称是人民解放军,巴基斯坦和中国很铁,但巴国的军队也没有称为人民解放军,而坦桑尼亚的军队,就自称人民解放军,号称全球第二解放军。

1964年1月20日坦噶尼喀军队发生兵变,要求实现武装部队非洲化和改善待遇,并准备接管政府,这场兵变还在乌干达和肯尼亚引起连锁反应,震撼东非政局。在尼雷尔的请求下,英国出兵干预,才将东非三国的兵变镇压下去。同时,哗变军人完全是缺乏文化的乌合之众,始终没有确切的政治目标,也提不出政治纲领,他们既反对现政府,又不接管政权。而且兵变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也是兵变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后,尼雷尔政府对哗变士兵和反对派(反对派头面人物在兵变期间与哗变者接触,教唆兵变领导人推翻尼雷尔政府和建立一个新政权)的处置采取了慎重和宽大的政策,没有一人被处决,既有利于政局稳定,也提高了尼雷尔的威望。在军事上,尼雷尔完全解散了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这支无文化的、没有政治思想的军队,建立了一支以“青年联盟”成员为核心的新军——人民国防军,使武装部队的组成发生了根性的变化,成为一支由执政党领导的有文化、具有非洲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军队,即一支政治化的军队。在军事方面比较彻底地肃清殖民主义的残余。武装部队的非洲化和政治化使之成为执政党贯彻其政策的有力工具。在政治上,尼雷尔利用兵变事件进一步打击反对派力量,消灭了所有存在的反对派,使坦噶尼喀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党专政的国家。[4]
1964年4月访问新成立的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会晤桑给巴尔总统谢赫·阿贝德·阿马尼·卡鲁姆,就两国联合成一个主权国家达成协议。同年4月26日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成立,同年10月24日改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尼雷尔当选为联合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1970年11月、1975年11月和1980年11月连任总统。1975年建议坦盟与桑给巴尔和本巴非洲-设拉子党合并,以巩固联合、加强统一领导。1977年2月5日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和非洲设拉子党合并成坦桑尼亚革命党,尼雷尔当选为革命党主席。1982年10月、1987年10月继续当选为党主席。

坦桑尼亚国土面积94万平方公里,人口4500万,东面濒临印度洋,邻国从北开始有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赞比亚、马拉维、莫桑比克。

经济外交

坦桑尼亚其实是一个政治联合体,由两部分组成,占总面积99.99%的大陆称为坦噶尼喀,以及隔海相望的小岛桑给巴尔,合称坦桑尼亚。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的关系,是不能用中国大陆和台湾相比的,不是一个概念,倒有些像沙特阿拉伯和巴林,仅从面积和地域结构上来看。

坦桑尼亚独立后,尼雷尔着意发展经济,注意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经济持续增长,政府财政收支年年盈余。1967年2月5日发表《阿鲁沙宣言》,宣布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国家发展的指导方针是自力更生,强调发展农业。将大中型工矿企业、贸易商行和金融机构收归国有,有计划地建立一批国营企业和准国营企业;限制民族资本发展,以防止财富过分集中和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建立了联络印度洋海岸和港口的铁路、公路系统,实现了公共企事业的非洲化。在农村大规模建立乌贾马村,修建学校、饮水和医疗卫生设施。希图通过恢复农村传统社会共同占有土地、集体劳动和分享成果的制度,树立非洲社会主义的样板,建成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认识到方针政策有失误,70年代中期以后强调发展生产,放宽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重视发展农业,恢复乌贾马村运动以前的农村合作社;调整国营企业、外资、外援等等经济政策。

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都是英国殖民地,坦噶尼喀于1961年独立,桑给巴尔于1963年独立,次年桑岛成立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同年底,坦噶尼喀共和国和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合并,成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中国人民熟知的老朋友尼雷尔出任总统。

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由于国有化和集体化搞得过激过快,结果严重打击了国内外私人资本,损害了中小企业和农民的利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加上国内自然灾害频繁和国际贸易条件恶化,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农业生产严重滑坡,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激增,外汇奇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面对这种形势,坦桑领导人进行了反思。1977年尼雷尔承认坦桑搞社会主义有失误,“国有化实行的太多”,“集体化也实行的太早”;坦桑社会主义的时间比他估计的30年要长得多。70年代中后期,坦桑政府对过激的政策进行“纠偏”,主要措施有:以“村子化”代替乌贾马运动。1975年承认在乌贾马村运动中有强迫命令的过激行为,允许农民将乌贾马村改组为初级合作社式的“村子”,村民对土地有使用权,但土地不得买卖。到1980年,这种村子达8200个,村民1300万,占农村人口的90%以上。整顿国营经济。主要是改变国营企业过于集中的体现,对亏损严重的国企实行关停并转,发展小型企业等。放宽对私人经济的限制。包括鼓励私人资本经营工农业,允许私人建房出租等等。但由于尼雷尔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没有改变。如坚持《阿鲁沙宣言》不能修改,必须保持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反对居民间收入差距扩大,决不向西方国家乞求等等,虽然“纠偏”措施纠正了一些过激现象,但由于执政党的指导方针没有改变,经济中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经济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进入80年代后,坦桑经济面临的内外困难依然存在,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人民生活更为艰难。对此,在1974年,坦桑领导人继续探索出路,努力使经济走出逆境。1982年1月,坦桑革命党召开特别代表大会,通过了《革命党指导方针》。大会承认国家经济困难与党的工作失误有关;决定重视和发展农业,但同时主张在坦桑混合经济中扩大计划经济的成份。同年10月,坦党召开“二大”,修改了党章,通过了《1982—1985年经济结构调整计划》。
此后,尼雷尔急流勇退,将权力逐步移交给务实和稳健的年轻一代领导人,顺利实现坦桑尼亚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进入90年代后,非洲村社社会主义从思潮到实践基本上步入沉寂,只剩下坦桑尼亚一国仍坚持社会主义,但其政策已大幅调整,更加趋于缓和和务实。

中国人熟悉坦桑尼亚,是从那条著名的、浸灌着中国人民血汗的坦赞铁路开始的。坦赞铁路,1970年兴建,1976年通车,西起于赞比亚中部城市卡皮里姆波希,东至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全长1860公里。西方并不想为非洲修建什么铁路,坦桑尼亚主张找中国修建,中国出于国际主义以及中国利益考虑,同意向坦桑尼亚提供大额无息贷款,由中国主要负责修建业务。

1967年,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在北京签订三国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1968年开始由中国工程队勘探。中国向坦赞两国派出了数以万计的工作人员,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并有六十六名中国专家牺牲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中国对坦桑尼亚的援助,最著名的自然是坦桑铁路,但中国又不止援建了铁路,还帮忙坦桑尼亚建设很多工厂,开发煤矿,为坦桑尼亚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工业化时代,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伟大经济奇迹。但毕竟前朝留下的烂摊子实在太烂,基础还不算强,所以中国已经尽了全力,帮助以坦桑尼亚为代表的非洲人民。自身条件不富裕的中国对非洲的帮助,得到了非洲人民的广泛好评,也为中国打开了非洲。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与美国、苏联并立的世界三大极,非洲朋友帮了大忙,毛主席就说过:中国是非洲人民给抬进联合国的。

中国看中国看中坦桑尼亚是有原因的。坦桑尼亚的区域优势非常明显,横在印度洋之东,北可望阿拉伯半岛、印度次大陆,南可横截澳洲大陆,扼南非之颈,马达加斯加之首。中国对坦桑尼亚的援建,不仅是经济上,更重要的是在军事上。想必大家都熟悉,世界上有个第二解放军,那就是坦桑尼亚的军队。可以说坦桑尼亚是一支黑肤色的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非洲版。中国在援建坦国经济的同时,几乎是把中国当时的军事装备都给坦军武装了起来,大批中国军事教官来到坦国教授坦军人员。有的坦桑尼亚黑人军官甚至张口就是一嘴地道的山东话,河南话,可见受中国影响之深。

中国的人民军队打遍天下无敌手,再横的对手如美国也被打的找不着北,武装一支黑非洲的军队易如反掌。非洲国家似乎并不太会打仗,打起仗来好像“黑社会”火并,几同儿戏。而坦桑尼亚军队得到中国人民军队的真传,在非洲各国军事中,简直就是鹤立鸡群了。坦桑尼亚北边的邻国乌干达,当时正在“伟大的终身总统、大英帝国的非洲征服者、苏格兰王、地球上所有飞禽走兽的统治者、国父”伊迪阿明的统治下,此君狂妄自大,在吃人肉的时候幻想征服整个地球,坦桑尼亚成为他的一个重要目标。

1978年10月,乌干达在阿明的策划下,大举入侵坦桑尼亚。因为坦桑尼亚没想到阿明会突然大发神经,没有准备,被乌干达侵占了卡盖拉地区。不过,坦桑尼亚很快就回过神,发动了全国性的军事总动员,十万多军事人员,很快就把神经病阿明给打了回去,阿明因战败而下台,乌干达人民也躲过了这个超级暴君的荒谬统治。

而在阿明败亡前,阿明曾经请同样荒谬不经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出面帮忙,卡大佐派了数千人的军队、以及大量坦克战车去帮助阿明,结果也是血本无归。坦桑尼亚军队不仅是武装装备上几乎中国化,而且是军事思维也是,中国人民军队的非洲版对付这些非洲大儿童,岂不是以石击卵,胜利是丝毫不奇怪的。

可以说,没有中国的支持,就没有亚洲的巴基斯坦。同理,没有中国的支持,也就是没有非洲鹤立鸡群的坦桑尼亚。所以,虽然中坦关系也历经过曲折,但总体上,坦桑尼亚堪称是中国在非洲的铁杆盟友,叫一声“坦铁”是不为过的,坦桑尼亚人民对中国也是特别有好感的。曾经有调查机构在坦桑尼亚国民进行调查,问他们最有好感的外国是哪一个,只能单选。结果中国不出意外的排第一,占40%,其次才是31%的美国。印度狂妄的宣称整个印度洋都是他们的,结果喜欢印度的坦桑尼亚人也不过4%,可以忽略不计。在同一份问卷调查中,有70%的坦桑尼亚人认为中国给坦国的影响是正面的。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坦桑尼亚在世界上有很多的朋友,这个我不讳言。但要说坦桑尼亚最好的朋友,那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坦桑尼亚人民对中国是发自肺腑的热爱,大家应该记得一个著名的镜头,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那一刻,有一个黑人朋友在大会现场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庆祝中国的胜利。这位跳舞的黑人朋友,就是坦桑尼亚驻联合国大使萨利姆,萨利姆后来当上了坦国总理。

中坦关系极铁,萨利姆曾经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但被美国接连否决,原因是萨利姆是中国人马。出于报复,中国也连续十几次否决了美国提出的人选,可见中国和坦桑尼亚的关系到了何种程度。到卫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的火炬传递,在非洲只有一个城市传递,这就是坦桑尼亚首都,中国人民几乎能倒背如流的达累斯萨拉姆。

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说过,中国是坦桑尼亚的好兄弟、好伙伴,好朋友,坦国是中国全天候的战略盟友。看似中坦关系比中巴关系少了一个好邻居,很简单啊,中国和坦桑尼亚并没有领土接壤,这才更能显示中坦关系的分量。

中国人在记住巴铁的同时,更应该记得,中国在非洲还有一个坦铁。